我在新疆大学一共带了6个博士生，杨月梅是最后一个。她读博时，我已经离开新疆了。

　　现在，她的博士论文《胡杨意象研究》成为新疆师范大学的出版资助项目，即将付梓，嘱我为序。我没读过硕士、博士，但因为《西部：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》一书，在2000年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理论评论奖，就有一些大学的学术委员会，为本校的学科建设计划，找些校外的人兼任教授，帮着带带硕士、博士。我也未能免俗，在新疆的时候，每年为新疆师范大学、新疆大学带带硕博生，直到离开新疆，鞭长莫及，才作罢。

　　天下无无用之地，每个学生都像一块独特的土地，包含着千差万别的孕育、生长和创造可能。所谓导师，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。我觉得最重要，就是帮他们从自己出发、不断深化自我分析。地有地理，土有土性，搞清楚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是在什么地理、水肥、气候、光热等条件之中，再经过改善、耕耘、播种、持续不断的精耕细作、浇水施肥，在最为风调雨顺或者即使遭遇极端天气的情况下，总能长出什么、长成什么。南稻北粟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久久为功，总会有所收获。

　　杨月梅的博士论文选题，一开始是我帮着选定的，就是研究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，在跨文化写作中所具有的特点、样貌和性质，可以和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的汉族作家作品进行比照分析，揭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，文学创作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千变万化、丰富性与统一性。她已经写了较长时间，其间不断和我通电话，讨论其中的一些线索、问题和难题，我偶尔回疆时，也会聊论文的事。但电话交流和短暂面谈，总很仓促、碎片化，难以系统、深入。我也感到她在细析文本、分寸把握和整体判断上，有些进退失据。但总觉得，这是一个不断深研中的动态调整过程，终会梳清捋顺，变得熨帖、妥当。

胡杨树。资料图

　　有天她来电话，说想换换方向，写“胡杨意象研究”。我大诧，粗一想，觉得涉及“胡杨意象”的文献、文化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的材料太分散、零碎、稀薄、不成系统，而且可资借鉴的前述研究几乎没有。这就好像别人是在广袤有序的良田中循环耕作，而她要翻山越岭、在崎岖贫瘠的野地里寻找、采集、拓荒、耕耘，而且“胡杨意象”这样一个研究主题，很容易弄成“百衲衣”“花花田”，似乎很难写得深入、统一、专业和学术。但她兴致勃勃，好像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困扰，很有决心另起炉灶的样子。我说那你就试试吧，就帮她粗略分析这个题目可能的范围、材料、结构和研究价值，以及在外延、内涵的边界、类型、线索，材料使用上可能存在的问题，如何提高统摄性、整体性等。那之后，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，陷入繁忙不已、无暇抽身的快节奏，很难再有时间和心情关心她论文的事，偶尔她在微信上留语音请教具体问题，我都要费很长时间才能静下来，慢慢调到她提问的频道，觉得是那么遥远、模糊而细微，要仔细捕捉、费力放大、检索零乱不已的内存，断断续续讲一点我的意见供她参考。

　　我有一种忧虑，忧虑她能不能写好。我不知道这论文最终会是怎样的形态和成色，最后能不能通过。几年过去，当我终于看到初稿，我突然有意外的惊喜：真是戈壁滩上建花园，在那样一片榛莽丛生、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这一畦无中生有的深绿，是那样耀眼。就我所知，这是第一本研究胡杨意象的书，包括了对胡杨植物学、社会学、文化学、艺术学上的梳理分析，从自然精神的阐述到人文象征的挖掘，有了千里万里、寻天搜地、一网打尽的自由纵横。现在都讲跨学科，我以为《胡杨意象研究》就是一次跨学科的尝试。

　　胡杨这种西北干旱荒漠之地的英雄树，现在早已成为广泛的精神象征，是该有一本大书，为其立传存证。杨月梅的研究过程，正是以胡杨之姿、摹大漠精魂的苦苦追寻的过程。我今年真高兴，在北京带的第一个博士生高佳彬的博士论文《中国长城形象研究》，获得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项目资助，而远处的杨月梅的《胡杨意象研究》又获得新疆师范大学的出版资助。

　　胡杨和长城，都是不能忘记的。这样的深度解析和探寻，是有意义的。我期待着，这两缕墨香，像大漠孤烟，像十万闪电，划破瀚海、边关。（韩子勇）